制造業是立國之本、強國之基。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把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堅定不移建設制造強國。放眼全球，工業革命以來的世界強國無一不是制造業強國；在現實中，制造業既是就業的蓄水池，也是技術創新的主戰場。今天，數字化浪潮席卷全球，智能制造正在重新定義產業邊界。同時，逆全球化暗流涌動，產業鏈加速重構，制造業的戰略地位極為凸顯。這些復雜變化都讓我們對制造業的發展趨勢、合理比重、戰略思路等有新思考新關注。本期“對話經濟學家”邀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部長田杰棠對此進行深度解讀。

全面把握制造業發展趨勢

記者：中國經濟半年報已經出爐，制造業發展亮點紛呈。您如何看待制造業發展的整體情況？它是否符合我們年初設定的目標？

田杰棠：關于制造業上半年的表現，我們可以從規模和結構兩個維度來分析。

先看規模。一是制造業增加值增長7%，相比GDP增速高出1個多百分點，這意味著制造業在GDP中的占比是上升的。二是制造業投資增速達7.5%。這顯著高于全部固定資產投資2.8%的增速。三是以制造業產品為主的貨物貿易出口增長7.2%。從這幾個點來看，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特別是房地產等行業仍處低位運行的背景下，制造業成為了上半年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源，在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發揮了重要牽引作用。

再看結構。一是高端裝備引領增長。裝備制造業增加值增長超過10%，快于制造業整體增速。鐵路船舶航空航天、電氣機械、汽車、電子等行業增長較快。二是高技術產品表現突出。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增長9.5%，高于制造業整體增速2.5個百分點。工業機器人、3D打印設備等產品產量增速均超兩位數。

整體上看，制造業不僅支撐了上半年的投資和出口需求，也是供給側的核心增長動力，堪稱“火車頭”，挑起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大梁。同時，其結構升級特征明顯。可以說，制造業交出了一份令人滿意的答卷，這也是“脫虛向實”、支持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政策導向的集中體現。

記者：這份亮眼答卷的背后，既離不開政策的推動，也是市場需求的體現。更值得關注的是，其中還蘊藏著制造業發展的新趨勢。您如何看待這些新趨勢？

田杰棠：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推動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當前制造業的轉型主要體現在“三化”上。

剛才提到的很多數據，其實都體現了高端化的進展。推動科技自立自強的過程中，我們在不少過去技術門檻較高的產業領域都取得了突破，高技術產業、高端裝備在制造業中的占比持續提升。

智能化方面也有不少亮眼表現。比如，我國工業整體的數控化率不斷提升，人工智能大模型與制造業的融合逐步加深，人工智能應用于生產流程改造的案例日益增多。再如，我們提出發展“具身智能”，就是要把人工智能在大模型方面的突破與工業機器人等機械裝置結合起來，讓機器人從過去簡單執行機械動作，升級為真正擁有“大腦”的智能機器人。其他領域也能看到智能化的趨勢，如新能源汽車向智能網聯方向發展，手機、家電等終端產品正在邁向智能化革命等。這一智能化浪潮涉及制造全流程和終端產品，雖尚需時日，但趨勢比較明確。

再說綠色化。上半年，新能源汽車產量增長超過兩位數，鋰電池、風電裝備等產品的出口增速也很快。“新三樣”延續了以往的增長態勢，在推動整體經濟綠色轉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目前，我國在風電、光伏等領域的裝機容量處于全球領先地位。

不同于歐洲主要依靠碳市場倒逼的模式，我國綠色化轉型的獨特之處在于，將綠色轉型與經濟增長統一起來，使之成為內生動力而非單純成本負擔。從經濟學角度來說，這實現了“激勵相容”——如果只是靠倒逼，轉型更像是一種成本負擔；而當綠色產業快速發展時，轉型與增長的目標就能相互促進。這是我們取得的重大成就。我國能成為全球綠色化轉型速度較快的國家之一，制造業在其中功不可沒。

制造業之所以在“三化”轉型中都取得了不錯的成績，除了市場力量的推動，政策也發揮了關鍵作用。從去年開始，政府一直在大力推動“兩重”“兩新”工作，今年“兩新”政策還進行了加力擴圍，支持資金增加到5000億元，覆蓋的產品目錄也更多了。這些政策直接對接制造業的需求，實現了供給側動力與需求側政策的緊密配合。

當然，也要看到存在的問題，包括行業內卷、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下降比較明顯等。這意味著在供給側不斷升級、規模持續擴張的同時，我們仍面臨需求側的較大壓力。這種壓力目前看是階段性的，但如果不能與居民增收、擴大內需戰略有效結合，也可能演變成中長期壓力，需重點關注。

記者：今年以來，由于關稅戰、科技封鎖等嚴重干擾，我國制造業產業鏈及出口都受到影響，怎么來認識這個影響？我們的產業體系該如何調整去應對和適應這些干擾？

田杰棠：受美國政府加征所謂“對等關稅”的影響，上半年我國對美貨物出口下降較快。這一過程與談判進程緊密相關，呈現跌宕起伏之勢。這表明，相關挑戰具有長期性和復雜性，未來仍可能面臨變數。

然而，觀察全局數據，雖然對美出口下滑，但上半年我國貨物貿易出口整體仍實現了7.2%的增長。這主要得益于對新興市場出口的強勁表現，對東盟、非洲等的出口增速達到兩位數，同時，對歐盟的出口也有所增長。因此，從出口結構看，其他市場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對美出口的損失。

從根本上來說，中國制造業的出口情況主要還是由產品競爭力決定的，這既體現在高性價比上，也體現在不斷提升的科技實力上。上半年機電產品占出口總額比重高達60%，出口結構不斷優化。中國有能力為世界提供科技含量高且很多國家發展所需、消費者所依賴的“物美價廉”產品。世界經濟的整體發展還是要發揮比較優勢和規模經濟等規律的強大作用。基于此，我對中國制造業前景依然充滿信心。

當然，市場轉移的過程充滿挑戰，需要大量企業付出艱辛努力。臨時加征的關稅，對特定企業和產業的短期沖擊是巨大的。但我國制造業整體展現了較強的韌性，各級政府也積極作為，努力將不利影響降至最低，成果來之不易。

展望長遠，經濟全球化正面臨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的嚴峻挑戰。應對之道，一方面在于繼續開拓多元化國際市場，另一方面則在于持續擴大國內需求，使內需與外需形成有效的平衡與互補。這恰恰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核心要義之一。

制造業比重關鍵要“合理”

記者：我們看到，近年來我國制造業占比不斷下降，2014年降至30%以內，2024年又回落至24.9%，10年下降了5個百分點。中央明確強調，必須保持制造業合理比重。那么，我國制造業占比的下降是否屬于過早過快？該如何具體理解“合理”二字？

田杰棠：2024年我國制造業占GDP比重約為24.9%。從全球范圍看，全球制造業平均占比約為15%。相較之下，我國仍高出全球平均水平近10個百分點。因此，不能簡單地斷定這個比例過低。制造業發展是一個長期的動態過程，正如剛才提到的，今年上半年我國制造業增加值增速超過了GDP增速，這意味著其比重還在回升。在發展過程中，這一比重會有波動，并非持續單邊下降。

不過，若以十年、二十年的跨度來衡量一個國家制造業的演變規律，參照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這一比重下降有其內在合理性。它不僅僅取決于制造業的供給能力，很大程度上也要受制造業產品需求的約束。國際經驗表明，當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時，對制造業產品的需求增速會下降，而對服務的需求增速則會上升。回顧過去幾年，我國人均GDP已超過1.2萬美元，可以看到服務消費增速明顯高于商品消費增速。

這實際上是一個歷史規律。假想在一個封閉經濟體中，隨著人均收入提高，其制造業增速及占比必然呈現下降趨勢。當然，考慮到全球是一個開放的世界，外需就成為一個重要的決定因素。如果一個全球制造業大國，為世界各國提供產品，那么其制造業比重就可能高于一般國家。例如，德國制造業占比仍在20%左右。這與國家規模也有一定關系。從反面看，以拉美國家的發展歷程為例，那些過早放棄制造業的發展中國家，往往難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在認識到這一長期趨勢的同時，仍應努力保持制造業的合理比重。

當然，這個合理比重不是一個具體數值。在探討制造業合理比重的“下限”時，我們可以將全球主要制造業大國的平均水平作為一個基準參考。如果我國制造業比重顯著高于這一平均水平，通常可以認為處于合理區間，但比重最終仍由供需基本規律決定。當然，如果中國制造業競爭力持續增強，在眾多領域提供全球獨一無二的產品，那么比重也自然高于平均水平。這是因為我們需要滿足全球市場的需求，而不僅僅是國內市場。

總之，雖然很難精確設定某一年份的具體數值目標，但展望未來十年、二十年，我認為我國制造業比重至少應保持在20%以上，才與我國作為制造業大國的地位相稱。而實現這一目標需要持續付出努力。

記者：既然制造業如此重要，為何不少國家會出現制造業比重下降過快甚至“制造業空心化”的現象？

田杰棠：制造業比重的升降，并非完全由市場決定，很大程度上還取決于各國政府對制造業的重視程度以及相關政策的合理實施。此外，也和一個國家的勞動力狀況、要素稟賦等基礎條件以及國家文化特質有很大關系。例如，東亞國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相對成功，制造業發展也較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文化中的勤奮和重視教育的傳統，從而會提供較高素質的勞動力。

從另一個角度說，如果國家對制造業重視不夠，就可能出現比重過快下滑的情況。當前中國制造業面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復雜局面，歐美在高端領域實施出口管制，遏制產業升級；東盟等制造業成本較低的國家則在一些中低端領域對我們形成了強力競爭。若無整體戰略規劃，就可能出現“高端上不去、中低端轉出去”的困境，造成制造業比重非正常驟降。要知道，緩慢下降可能是發展規律，但過快下降必然包含一定的人為因素，必須盡量避免。我們國家一直把制造業作為實體經濟的核心，視為立國之本、強國之基，所以從這一點來說，我對制造業的整體前景以及保持合理比重是非常樂觀的。

記者：那么，我們該如何保持這個合理比重？這不只是單純對制造業進行投資那么簡單，它應該是一個全方位的事情。

田杰棠：沒錯，這確實涉及很多方面。從供給側來說，要增加科技投入，往高附加值的方向突破，但也要注意，制造業就像個金字塔，附加值特別高的行業，市場規模本身其實比較小，整個制造業的“塔基”非常重要。像鋼鐵、化工這些最基礎的工業原料，堪稱“工業糧食”，甚至包括紡織業，都是我們衣食住行離不開的，保持其合理規模至關重要。培育打造高端產業的同時，絕不能忽視基礎產業的穩定與發展。

從需求側來看，現在外需遇到一些困難。內需方面，“兩新”政策是重要的中短期刺激手段。但長期看，根本還在于提升國民收入、優化收入分配、增加勞動報酬占比等，并持續創造消費場景。唯有國民收入和消費能力提升，才能為制造業提供持久的內需支撐。

從國內外市場來看，外部挑戰錯綜復雜，我們需要積極開拓如“全球南方”等新興市場。這既是為了讓我們的產品走出去，更是通過出口機電裝備等幫助這些國家推進工業化進程，實現互利共贏——他們提升制造水平，我們拓展市場空間。

還有一種情況，如果大宗商品出現更新換代，也可能會帶來新一輪消費升級，當年智能手機興起就是典型的例子。人們如果沒有智能手機，在現代社會中幾乎寸步難行，不使用就會跟不上時代。這就是產品顛覆性創新帶來大宗消費品整體升級換代進而創造剛性新需求。未來五年到十年，智能化產品很可能帶來新一輪大規模消費升級和換代需求。例如，年輕人首購即新能源汽車，其增速遠超燃油車，正顯著帶動消費；智能汽車、智能電器等產品，將來也會逐漸成為“不得不使用”的新剛需；應對老齡化、少子化等社會結構變化，服務機器人產業潛力巨大。這都屬于供給創造需求。此類供給側的重大技術突破和產品換代，能有效刺激新需求，形成供給與需求的良性互動。

進一步看，就算外需壓力大，如果我們的產品不僅僅是跟現有發達國家的優勢產業競爭，而是在新興產業涌現出一批新產品，比如我國的無人機產業，已經占據了全球70%以上的市場份額，這種“人無我有”的新產品，有助于突破傳統保護主義壁壘。因為世界各國人民都有個共同點，就是希望過上更美好的生活，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會讓這些產品成為剛需。

認識制造業新內涵與競爭力

記者：現在有一種很流行的觀點，隨著新技術發展特別是人工智能賦能，制造業已不再是過去的制造業，其內涵外延都在發生變化，產業邊界也在不斷拓展。比如，服務型制造的發展。怎么理解這樣一種變化？

田杰棠：“服務型制造”正深刻改變著制造業的傳統面貌。這一趨勢，有時也被稱為“制造業服務化”。新技術賦能正推動其內涵外延劇變，持續拓展產業邊界。

核心轉變是從產品到“產品+服務”。例如，服裝行業從標準化生產發展為大規模定制；家居領域“全屋定制”包含設計方案與智能系統集成服務，顯著提升附加值。這呼應了“微笑曲線”理論，單純的制造附加值低，而高附加值的研發和產品推廣正與制造環節緊密結合，提升整體附加值率。新技術正在催生全新的“制造+服務”模式。

關鍵在于數字技術驅動變革。工業互聯網發展，使平臺企業能在用戶授權下遠程監測生產運行情況，主動預警故障并提供維護，變被動為主動服務，同時為確定研發重點方向提供重要參考。智能手機更新周期從一年延長至兩三年，關鍵在于軟件服務的持續迭代，而非硬件本身，體現出服務價值比重的上升。

融合使產業邊界日益模糊。比如，“具身智能”模糊二三產業邊界，這種融合業態難以簡單歸類，其本質是技術經濟性不斷變化驅動的資源配置優化。企業會根據成本變化動態選擇內部生產或外包，這為產業統計也帶來了一定的挑戰。

因此，我們觀察到兩種趨勢。一方面，服務功能如研發設計從制造業分離；另一方面，生產性服務又與制造業深度融合，甚至重新表現為制造形態。這種持續的融合與拆分，深刻改變著各產業間的結構比例。未來無論是經濟統計、政策制定還是產業認知，可能都需要超越傳統的三次產業劃分，才能更符合實際。

記者：制造業正在發生深刻變革，我們現在講增強制造業競爭力，如何理解當下的競爭力？

田杰棠：制造業競爭力的演變與國家發展階段緊密相關。改革開放初期，我們依托勞動力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隨著產業升級，進而轉向資金密集型；如今則更聚焦技術密集型領域。這種競爭力的動態遷移，本質是生產要素比較優勢的升級迭代。當然，作為大國，不同產業、不同區域的競爭力差異仍然存在。比如，中西部地區仍具勞動力成本優勢，而東部地區需直面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成本競爭。

從世界各國看，制造業大國的核心競爭力各有特點。比如，美國以前沿科技見長，但工程化能力相對而言非其強項；德國、日本等國的“工匠精神”突出，以產品的精密性、可靠性、穩定性著稱；而東盟國家則具有一定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對我國來說，除了較強的工程能力、不斷升級的科技能力外，制造業競爭力還來源于“規模經濟+范圍經濟”的雙重作用。經濟學上講的規模經濟，是指單一產品產量足夠大時，平均成本會下降。我們國家經濟體量大，特別是我國制造業占全球比重為30%左右，規模經濟是一個重要競爭力。

除此之外，范圍經濟也很重要。我們有600多個工業小類，某個產品的競爭力可能不體現為規模經濟，而是范圍經濟，是生產網絡帶來的競爭力，而非單一產業鏈的競爭力。前陣子有篇網紅文章舉的例子很有意思：為什么一只烤鴨在我國一些地方能賣到20元錢？如果只生產烤鴨，靠的是規模經濟，產量越大成本越低，但可能50元就是價格下限；能賣到20元，是因為除烤鴨肉外，鴨絨能做羽絨服，鴨毛能做羽毛球，鴨舌能做成麻辣小吃——這就是范圍經濟，單一商品永遠達不到這個成本，也就沒有這種競爭力。所以除了規模經濟，范圍經濟也是我們較德國、日本、韓國等國家更有競爭力的優勢。我國體量大，工業體系完整，帶來了更多范圍經濟——很多行業能從同一原料產出不同產品，這是高度協作、效率很高的過程，在市場中自然形成。

記者：某種意義上競爭力不僅意味著比較優勢，若競爭力足夠強，還意味著一種引領。那么放眼全球，您覺得有哪些國家具備這種引領性的制造業競爭力？

田杰棠：全球制造業本就是“各顯神通”的舞臺。如果說制造業的科技引領，美國無疑是值得學習的對象；若論質量效益，日本、德國有很多地方值得借鑒；還有些歐洲國家文化底蘊厚，其手工制品、奢侈品附加值非常高；講到產品的時尚性，韓國也有不少可學之處。單個維度上這些國家各有亮點，但很難有哪個國家能在所有領域都保持強勢。世界各國分工符合經濟規律，需要合作共贏，不可能由一家獨大。各國發揮自身比較優勢，從不同角度為世界人民的美好生活提供供給，才是更理想的狀態。

我國制造業的綜合水平是比較突出的。論規模，占全球比重位居第一；論結構，擁有金字塔式的產業層次。當然，在科技水平、質量效益以及文化價值含量等方面，還有提升空間。比如現在很多國潮產品，就是在增加文化價值含量，這也是提高附加值的重要維度。同時，談制造業競爭力，還要結合戰略安全角度來理解。經濟安全上，作為實體經濟的核心部門，制造業必須保持一定的競爭力和規模。國防安全上，軍民融合領域更要未雨綢繆。整體上，中國制造業正在走一條科技引領和規模經濟、范圍經濟多輪驅動的路子。使制造業競爭力更具引領性，既要讓“塔尖”夠璀璨，也要讓“塔基”更牢固。畢竟14億多人口的大國，吃穿用度、安全根基，哪樣都離不開實實在在的制造能力。

面向未來的制造業發展思路

記者：今年是“十四五”規劃收官之年，制造業發展取得了好的成績，那面向2035年，我們的制造業競爭力應該達到什么樣的水平來實現引領和領先？發展思路和方向應該是什么樣的？

田杰棠：回望過去，我國制造業發展成績斐然。面向2035年，同樣應設定一些發展目標，比如科技水平、產品質量和工藝水平、規模比重等。我們要朝著這些目標方向去努力，爭取在外部形勢錯綜復雜、不斷變化的情況下，以正確的戰略和不懈的奮斗取得更大成就。

也要看到，制造業發展是為了給全世界人民提供美好生活，而不是把其他國家擠得無路可走——這個世界的制造業份額不可能都由我們來占據。所以即便十年后，不同國家之間依然會有分工，依然會有各自的比較優勢。我們希望我國制造業能處于世界領先地位，而這要基于全球分工來實現。總體領先的同時，在不同行業、不同領域，依然會呈現各國發揮比較優勢的狀態，我們會和更多國家實現合作共贏。

面向未來，我國制造業的發展方向是明確的，就是堅持把制造業作為立國之本、強國之基，在資源投入和政策支持上持續發力，推動制造業不斷向前。具體來看，就是要保持制造業合理比重，避免過快下降；提升科技水平、質量工藝水平，增加產品的文化內涵以及其他能提高附加值的元素；對重點戰略性行業給予關注，保持其發展勢頭和合理規模。

記者：站在更高起點上，聚焦建成現代化強國目標，制造業發展應該抓哪些重點領域？

田杰棠：可以分三個方面。先看傳統產業。這不是“老古董”，而是“老樹發新芽”。紡織業除了繼續發揮勞動力優勢，還可以向歐洲老牌服裝、箱包、制衣產業學習設計底蘊和工藝沉淀。鋼鐵行業雖面臨價格壓力，但正處轉型中。比如，隨著電動車發展，硅鋼需求增加，需調整鋼材結構；高端制鋼方面，日本制鋼等企業的利潤率仍高于我國多數鋼鐵企業，值得借鑒。傳統行業都有各自努力的發展方向，同時要保持合理比重。

再看新興產業。今天的“新苗”是明天的“頂梁柱”。目前新能源汽車、高端裝備、生物制藥等正蓬勃發展，“新三樣”和創新藥的進步已引發國際關注。像船舶、大飛機等領域，10年后在國產化率、質量、規模上肯定會有更大變化，屆時這些新興產業將成為制造業的新支柱。

對于未來產業，國家已出臺指導意見，后續可能有更多政策支持。對未來產業的投入需有保障，這關系到未來競爭力。即便投入的多個方向中只有幾分之一成功，吸引來的高端人才也能在其他領域貢獻力量，核心是要凝聚全球高端人才，進而提升未來產業的創新能力。未來產業的意義不僅在于自身發展，還在于與其他產業的關聯。比如，人工智能正從未來產業向新興產業轉變，它與傳統產業結合能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投入未來產業時，應側重通用性強的領域，如信息技術、生物技術、能源技術、空間技術等。這些通用目的技術輻射帶動作用強，而非局限于單一細分領域。回顧歷史，工業革命的推動正源于此。

總之，無論是傳統產業的升級、新興產業的壯大，還是未來產業的布局，都不是孤立進行的，而是相互關聯、協同推進的。在這一過程中，以通用目的技術為紐帶，讓不同產業深度融合、共同發展，才能讓制造業真正成為現代化建設的堅實根基，在全球競爭中持續彰顯活力與優勢。

來源：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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